清朝时《临海县志》记载：张伯端“……性嗜鱼，在官办事，家送膳至，众以其所嗜鱼戏匿之梁间。……疑其婢所窃，归扑其婢，婢自经死。一日，虫自梁间下；验之，鱼烂虫出也。……乃喟然叹曰：‘积牍盈箱，其中类窃鱼事不知凡几’。因赋诗曰：‘刀笔随身四十年，是非非是万千千。一家温饱千家怨，半世功名百世衍。紫绶金章今已矣，芒鞋竹杖经悠然。有人问我蓬莱路，云在青山月在天’。赋毕，纵火将所署案卷悉焚之，因按火烧文书律遣戍”。事实是不是如此所说，让我们穿过时间的隧道，重回到张伯端的生活年代去看一看吧。
宋临海人陈耆卿（1180~1237年）在其所著的《嘉定赤城志》卷三十五中称：张伯端郡人，字平叔”。大家都知道，宋代时，设府于州，“郡”即州府所在地。临海是台州的所在地，故“郡人”的意味自是不言而喻。而后，言称张伯端为“天台璎珞街人”或“璎珞街人”，还有玉枢子王建章的《历代仙史》及《张真人本末》与清康熙《临海县志》等。按戚学标《台州外书》，璎珞街在临海“府治东北，有宋真人张伯端故宅，即今紫阳楼是也”。陈耆卿本为临海人，其生活年代与张伯端仅相差百余年，有关张伯端生平活动的口碑和史实，他应该是比较清楚的。陈耆卿受学于叶适，文章法度，具有师承。他所著的《嘉定赤城志》为台州总志，以所属临海、黄岩、天台、仙居、宁海五县，条分件系，分十五门。宋世荦赞其志“积十数年参考之功，创千百载遗缺之迹，词旨博赡，笔法精严，称杰构焉”。因此，陈耆卿的记载应该是可靠的，即张伯端为临海人。

清雍正皇帝在其御书的《道观碑文》中讲得更明白了：“紫阳生于台州，城中有紫阳楼，乃其故居”。尤其重要的是，齐召南在清乾隆三十二年所撰的《重订天台山方外志要》卷七中，清清楚楚的有张伯端“临海人，字平叔”之记载。齐召南（1703~1768年），字次风，号琼台，晚号息园，天台城关人。自幼聪颖，有“神童”之誉。后累官内阁学士、上书房行走、礼部侍郎等职。曾得到乾隆皇帝“不愧是博学鸿词“的赞美。作为一个天台人，早在清乾隆时就以科学的态度，来认识张伯端的籍贯问题，足见其治学的严谨。再则，临海历代《县志》均记载有张伯端及其生平，而天台没有；临海城内有紫阳故居、紫阳道观，天台也没有。这些于陈耆卿的记载相印证，足以证明张伯端为临海人，是无可辩驳的事实。

张伯端年轻时聪明好学，《历世真仙体道通鉴》中云：“张伯端，天台人也。少无所不学，浪迹云水。晚传混元之道而未备，孜孜访问，遍历四方。宋神宗熙宁二年（1069），陆龙图公诜，镇益都，乃依以游蜀，遂遇刘海蟾，授金液还丹火候之诀。乃改名用成，字平叔，号紫阳。修炼功成，作《悟真篇》行于世。

尝有一僧，修戒定慧，自以为得最上乘禅旨，能入定出神，数百里间，顷刻辄到。一日，与紫阳相遇，雅志契合。紫阳曰：“禅师今日能与同游远方乎？”僧曰：“可也。”紫阳曰：“唯命是听。”僧曰：“愿同往杨州观琼花。”紫阳曰：“诺。”于是，紫阳与僧处一净室，相对瞑目趺坐，皆出神游。紫阳才至其地，僧已先至。绕花三匝，紫阳曰：“今日与禅师至此，各折一花为记。”僧与紫阳各折一花归。少顷，紫阳与僧欠伸而觉。紫阳云：“禅师琼花何在？”僧袖手皆空。紫阳于手中拈出琼花，与僧笑玩，紫阳曰：“今世人学禅学仙，如吾二人者，亦间见矣。”紫阳遂与僧为莫逆之交。后弟子问紫阳曰：“彼禅师者，与吾师同此神游，何以有折花之异？”紫阳曰：“我金丹大道，性命兼修，是故聚则成形，散则成气，所至之地，真神见形，谓之阳神。彼之所修，欲速见功，不复修命，直修性宗，故所至之地，人见无复形影，谓之阴神。”弟子曰：“唯。”

紫阳常云：“道家以命宗立教，故祥言命，而略言性。释氏以性宗立教，故祥言性而略言命。性命本不相离，道释本无二致。彼释迦生于西土，亦得金丹之道。性命兼修，是为最上乘法，故号曰金仙。传大士诗云：‘六年雪岭为何因，只为调和气与神。一百刻中为一息，方知大道是全身。’钟离正阳亦云：达摩面壁九年，方超内院；世尊冥心六载，始出凡龙。以此知，释迦性命兼修分晓。其定中出阴神，乃二乘坐禅之法，奈何其神属阴，宅舍难固，不免常用迁徙。一念差误，则透灵别壳异胎，安能成佛？是即我教第五等鬼仙也。其鬼仙者，五仙之下一也，阴中超脱，神像不明，鬼关无姓，三山无名，虽不入轮回，又难返蓬瀛，终无所归止，于投胎夺舍而已。其修持之人，始也不悟大道，而欲于速成，形如槁木，心若死灰，神识内守，一志不散，定中以出阴神，乃清灵之鬼，非纯阳之仙。以其一志，阴灵不散，故曰鬼仙。虽曰仙，其实鬼也。故神仙不取。释迦亦云：‘惟以佛乘得灭度，无有余乘。’又曰：‘世间无有二乘得灭度，惟一佛乘得灭度尔。’释迦之不取二乘，即我教之不取鬼仙也。奈何人之根器、分量不同，所以释氏说‘三乘之法’；道家分‘五等仙’、三千六百旁门法也。钟离真人云：‘妙法三千六百门，学人各执一为根。岂知些子神仙诀，不在三千六百门。’此正释迦所谓‘惟一佛乘得灭度’之意也。”

张伯端坐累谪岭南兵籍后，由于官场无望，遂在“晚年浪迹云水（今广东乐昌县），访求大道”。治平年间（1064~1067年），适逢余杭陆介夫知桂州，得以“引置帐下，典机要”。熙宁二年（1069年），陆介夫改知成都，张伯端随同前往，在成都天回寺遇异人，“以夙志不回，初成愈格，遂感真人授金丹药物火候之诀”。陆介夫死后，张伯端失去依托，遂“自成都归于故山”。回临海后，“筑室于山青水绿之中，乃扬罄然而怡怡然，若有所得。客传于市曰：遭贬张平叔归于山矣”。其后，张伯端再次出山，“转秦陇”。并遵陆介夫遗嘱，往荆南（今湖北江陵）得转运使马处厚资助，“择兴安之汉阴山中（今陕西紫阳县紫阳洞）修炼”。最后，张伯端回到临海隐居，往来于灯坛、盖竹、龙顾及天台的桐柏、赤城之间。
元丰五年（1082年），张伯端在百步（今临海百步）“天炎浴水中”，趺坐而化。所留《尸解颂》云：“四大欲散，浮云已空。一灵妙有，法界圆通”。弟子“用火烧化得舍利千百，大者如芡实，色皆绀碧”。张伯端死后，百步乡里在其羽蜕之地立“紫阳化身处”纪念碑。南宋庆元三年（1197年），台州郡守叶筑改城内黄牛坊桥为“悟真”桥，以示对张伯端的纪念。后又有悟真坊、悟真庙等纪念性的街区和建筑出现。明嘉靖四十四年（1565年），台州府推官张滂在百步修建紫阳庵，并重修碑石，题曰：“重修紫阳题诗碑记”。清雍正十年（1732年），世宗皇帝敕封张伯端“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”号。并亲撰《道观碑文》，命工部主事刘长源来临海，于其故居璎珞街和羽化地百步，及天台山桐柏宫，各建“紫阳道观”一所，用以祀祠张伯端。

张伯端的出名，是因为其所著的《悟真篇》。《悟真篇》体现了张伯端炼养思想的总成，是南宗的代表著作。张伯端在书中力主内丹，“要得谷神长不死，须凭玄牝立根基。真精既返黄金屋，一颗明珠永不离“。主张按照万物化生的法则，反其道而修炼自己的精、气、神。书中还吸取了老子的哲学思想，利用它来说明内丹的修炼方术，并加以深化和发展，使之成为自己内丹学说的理论基础。

《悟真篇》成书于临海，熙宁三年（1070年），张伯端“丹成返台州，传道授徒”。因丹法“三传非人，三遭祸患”，学者多为“逐名利”。遂萌发著书之意，于熙宁八年（1076年）在临海著成是书，使有缘者能“寻文解义”。有所心得。故陈耆卿《嘉定赤城志》亦载其自成都得“金丹术归，以所得萃成秘诀八十一首，号《悟真篇》”。

张伯端著成《悟真篇》后，再次离开临海，一度寓居于常州红梅阁（今江苏常州市红梅公园东南隅）。在红梅阁，他又成《玉清金笥青华秘文金宝内炼丹诀》三卷和《金丹四百字》一卷。及后，张伯端在陕西的凤州（今陕西凤县）、阶州（今甘肃武都）传道时，因得罪凤州太守而“按以事坐黥窜”，被判流放，解送边塞。至邠州境内，会大雪阻于乡村酒肆，巧遇石泰。石泰见张伯端被解差押送，乃询问其来历，张伯端据实相告。石泰便与解差相商，引伯端前往邠州衙门，经与太守交涉，终于作出了免于流放的判决。张伯端获释后，始忆其师曾云：“异日有与汝解缰脱锁者，当宜授之”语(54)。遂将《悟真篇》及心要倾囊相授于石泰，使之成为嫡系传人。离开石泰后，张伯端“事扶风马默处厚于河东”，并又将《悟真篇》“授之”。

《悟真篇》一书在《宋史·艺文志》、宋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、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、清《四库全书》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及明清《道藏》中皆有著录。其传世本很多，作注者不乏其人。最早的注本应为南宋叶士表的《悟真篇注》，叶士表，字文叔，临海人。其于南宋绍兴三十一年（1161年）为《悟真篇》作注，元人戴起宗在其《〈悟真篇注〉辨》一文中说：“前乎文叔，未有注《悟真篇》者”。叶士表与张伯端同为临海人，且生活年代不远，故叶士表所注之《悟真篇》，当为张伯端《悟真篇》之旧本。另有最早的注本为薛道光的《悟真篇注》之说，但此注在元至元元年（1335）已为戴起宗否定。戴起宗为此注作疏，阐发未尽之义。复撰《金丹法象》一篇，解释有关金丹术语，并著文辨明所谓薛注，实际上是翁葆光所注，乃是坊家为扩大影响假名于薛。另原题为翁葆光所述的经书还有《紫阳真人悟真直指详说三乘秘要》一卷、《紫阳真人悟真篇拾遗》一卷。此外，宋代为《悟真篇》作注的还有袁公辅、陆子野数家。元代为《悟真篇》作注的有上阳子陈致虚，其文题为《注悟真篇序》，由张士弘编集在《紫阳真人悟真篇三注》一书中。张士弘在书中另有《紫阳真人悟真篇筌蹄》，又书中编首所录薛道光《悟真篇记》一文，为宋人陆彦孚所撰。空玄子戴起宗则作有《悟真篇注疏》和《〈悟真篇注〉辨》。明代作注的有潜虚子陆西星、一壑子彭好古、晦卿李文烛等；作异注的为九映道人甄淑。清代会稽存存子陶素 作有《悟真篇脉望》，朱元育有《悟真篇阐幽》，刘一明有《悟真篇直指》，董德宁有《悟真篇正义》，傅金铨辑有《悟真篇四注》等。

如今，古老的璎珞街还长在。无论是漫步于此逶迤，思绪有如穿越八百年的时空。《悟真篇》也还长在，它带来了南宗的成功。那伟大的张伯端更应该长在。▲